近日，作家周芳的非虚构短篇集《我亦是行人》出版，该书延续了她在《重症监护室》《在精神病院》中关于死亡与衰老的话题，借由人物的离世勾连一个人的一生，充斥着荒诞和戏谑的冷幽默，借由九个人的死亡，讲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。故事写出了大众对待生死、情感、羁绊的态度，以死写生，写出了生活茂盛的生长情形，写出了人性直面生与死时的落寞与不屈。
近日，周芳老师接受了媒体群访，讲述了在创作《我亦是行人》中的一些感想。
谈及《我亦是行人》的书名意蕴与创作缘起，周芳表示，“我亦是行人”出自于苏轼的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。这里面蕴含的是惆怅，也是豁达；是挣扎，也是接纳。是在历过千山万水，度过无数无眠之夜之后，对生命的深情拥抱。面对生命这一列单向火车，这一场再也不能回头的旅程，我们何去何从。你，我，他，所有的人都只是人生逆旅中的匆匆过客。
《我亦是行人》创作缘起于自身积淀的原生经验，如家庭记忆，乡镇农居传承的世俗经验，医院的医护经验，也有一部分是对隐匿在城市意象背后的隐秘经验的探索。比如，对夕阳红麻将馆各种场景，以及对各色人物和对话的体察；麻将馆是个特殊之处，它本身是各种信息的传播之地，滚动着社会各种动态的舆情讯息，每天到这里来的“嚼嚼婆”“乌龟刘”“满月嫂”人人都有大篇的人生故事，在这里上演的都是流动的人间大戏。
谈及之前的创作经历，周芳认为《我亦是行人》与之前的《重症监护室》《在精神病院》有很大不同。首先从领域和视野方面来说，《重症监护室》《在精神病院》文本指涉特殊空间，特殊人群，而《我亦是行人》走向了周遭世界，普通你我，从生死一刻扩大到了死者的一生，从我的病人到我的亲人、熟人，到芸芸众生，领域有了拓展，视野在放宽。虽然说文本中只写了九个人物，九种命运，但这些命运遭际更有普遍性。
其次，从艺术表现手法和阅读感受来说，《重症监护室》《在精神病院》主观性话语比较强，以“我”在场直面生死，更多书写了疾病与死亡的大波大折，刻画“九死一生”“死里逃生”的悲痛挣扎，给人沉重感。而这本书与其说是探究“死”，不如说是在探究“生”。在“生”的层面，从那些重重叠叠的往事中，还原生活本来的面貌，它有声有色，它有烟火气，有人情味。
谈及小说与非虚构在创作自由度上的差异，周芳认为，所谓“创作自由度”不一定只关乎体裁的限定与选择，而更重要的是对文学真实性的忠诚，并且凭借这份忠诚为写作伦理，最大限度地呈现作家对这个世界的理解，对自我、对生命、对时代的真相、对每个个体的困境，和他们生活价值的追问。
作者问答：
记者：您在创作作品当中有没有瓶颈期？会用什么方式来度过这段时间？
周芳：有啊，说到度过方式，我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阅读。阅读生活阅读经典。放下电脑，放下思考，脚踏实地回到生活中去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睡不着，走路，跑步，做瑜伽，种菜种花，让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。只有足够的松弛，才可能通达某一条路上。而经典的阅读，不仅指文学作品经典阅读，也包括其他文艺门类的涉猎，如绘画，美术，她们就像春风的手，轻柔地给你抚摸，安慰；又好像潺潺流水，流经某道缝隙，某条小道，给你滋养，润泽。
记者：您今后还有写作计划吗？若有的话，可以透露一下大概是什么类型吗？
周芳：目前正在创作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，是以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为背景，书写一群生活在矿区人们的命运。
他们旧有生活遭逢新的历史时刻，历经时代的风浪呼啸，着力书写他们如何造出新鲜的血，成为一个“新”人。
记者：一直都在写非虚构，为什么没有选择小说的体裁来创作呢，虚构文学难道不是意味着更大的创作自由度吗？
周芳：我以为，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中也闪烁着想象力的光芒——我们想要抵达何种真实，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层面的真实，这离不开作家的想象力。
我以为“非虚构”同样是敞开式写作，在向现实的无限打开中，个人经验与现实的遇合同样爆发出最大的表现力量，获得最大的创作自由度。